大学毕业生薪资调查:官员子女起薪能高他人15
从“湘潭神女”到“27岁副县长”，在公众的质疑声中，人们越来越笃信官员子女能够借助父母权利获得比同龄人更好的前程；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的常务副主任李宏彬和他的同事们，则希望通过严谨理性的数据分析来视察这类社会现象。 他们的统计分析表明，作为官员子女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拿到高出其他同学约15的起薪。“我们不愿用一个笼统的‘官二代’身份来解释这类差异，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类差异背后的逻辑。”李宏彬说。 数据 什么因素决定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和收入 “15”的数据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在2010年展开的第一轮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首轮调查触及全国11个省分的19所高校，共有6059名应届毕业生接受了问卷情势的调查。究竟什么因素在决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和收入，是调查的主要关注点之一。 在调查中，“官员子女”的划分标准是学生父母中最少1人为政府官员，符合这1标准的学生占样本总量的14，和有着相同家庭结构、个人能力和大学经历的同学相比，他们毕业时的起薪要高出大约15。 数据显示，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学分积比官员子女更高,但是他们的英语成绩较差。同时，大学期间他们从事打工兼职的可能性也更高。而两类学生在持有技术等级证书、入党和担当学生会干部方面没有明显辨别。 根据数据，好的家庭背景能够提高大学毕业生的起薪。而在就业散布上，官员子女大学生更多地在金融业和党政机关、群众组织、社会团体、国际组织等行业就业，而非官员子女在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和医疗卫生行业的就业比例明显高于官员子女。 根据201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大学应届毕业生工资最高的是交通行业，平均3067元；其次是IT类，2588元；接下来是文体，2416元；电力，2377元；金融和制造业持平，都是2312元；然后是教育，最低的白癜风缘由是医疗，1440元。 对话 一个好的社会应当 保持公道的流动性 受访者：李宏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的常务副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 ：官员子女能获得更好的个人前程，这几近是当前社会公众的一种“共鸣”，而你们的研究数据也支持了这类感性认识。 李宏彬：表面上人们可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官员的孩子更成功，但是这类成功的背后可能有很多缘由，比如遭到家庭环境和基因的影响。官员的个人能力更强，收入更高，他们的子女比普通家庭的孩子更聪明，遭到的教育更好等等。而我们的研究是要把这些因素和官员本身这个因素分开，经过科学的方法去掉基因、家庭早期培养这些因素，去比较两个孩子。如果他们的智商、遭到的教育是一样的，唯一的差别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一个是官员的孩子，另一个不是，去看他们会有什么差别。 ：在你们的数据统计中，富裕家庭子女在起薪方面和普通家庭子女的差别比官员子女更大，父母收入每增加1,子女大学毕业后首份工作的工资就增加3；但你更关注官员子女的问题，为什么？ 李宏彬：这两个问题哪个问题的影响更严重，是可以讨论的。 国内民众对富人子女的抱怨和反感主要有两方面缘由：1是富人赚取财富靠的是不是是本身的能力和努力。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应该是鼓励有能力的人去赚钱，比如乔布斯，他创建了苹果，赚了很多钱，他的孩子继承他的财富，有人会有意见吗？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你的钱是通过手中的权利、行贿受贿获得的，那老百姓一定会有抱怨。 2是富人怎样教育自己的子女。现在是一个收入迅速变化的时期，一些父母忽然有钱了，但他们没处理好怎样去教育孩子。 我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斯坦福周围是美国最富裕的区域，很多大科技公司老板都住在那里。富人们也和普通人一样每天在街上穿着T恤跑步，他们的孩子也和普通孩子没什么差别，没有那种开着法拉利在街上招摇过市的，很低调。而现在很多国内的富人子女都非常招摇，这就人为地造成了阶层对峙，这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改变，让中国的富人适应过富人的生活。短时间来看富人子女的问题比较明显，但从长远来看并不是一个问题。 而官员子女通过父辈手中的权利和资源“寻租”获得更好的机会，比如进入薪水更高的行业，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了。这种情况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效率和公平，阻滞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一个好的社会应当保持公道的流动性，才能真正给人以尊严。从制度上来说，需要想办法遏制官员的权利，尽量把权利市场化。没有过量的权利，就没有可交易的东西，也就不存在这类“寻租”的可能性。 ：在一些友的评论当中，认为大约15(不到380元)的起薪差距并白癜风能完全治好吗不算太大，您认为呢？ 李宏彬：这个很难说。我们统计的是起薪，按道理来说，起薪不应当由于这个问题有差别；而且这类收入差可能会随着时间而增加，但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数据研究。 ：除父母的官员身份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在影响大学生的第一份工作收入呢？ 李宏彬：从我们的数据统计来看，首先是家庭，比如家庭的收入对大学生的起薪有显著影响。从大学方面来说，名校的影响很大，专业也会有影响，但学习成绩没有用，成绩好的孩子收入反而低，学分积排名前20的毕业生起薪反而要比其他学生低10。 不过，英语好的孩子收入会高，样本内英语四级成绩前20的毕业生比其他人的起薪高18。 另外，当学生干部、入党都是有用的；但打工没有用，会下落收入。由于在大学里特别努力学习的学生常常是穷孩子，为了奖学金而学习，打工也一样，是为了养活自己。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大学教育也需要反思。 意见 “一种纯洁的‘官员升水’在中国社会确切存在” 李宏彬和他的同事们尝试给这15的工资差异找到公道的来源—— 比如，他们在之前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官员们总体上有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个人能力，“官爸爸”或“官妈妈”整体上的教育水平更高，而这类能力极可能通过遗传或家庭教育的方式传给子女。 比如，官员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特点，使他们具有更高见识和更发达的关系络，官员子女也可能因此获得独特的信息优势。高考志愿填报是一个非常讲求策略的事情，具有信息优势的官员子女在填报志愿时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经济条件更好的话，那么他们上好大学的机会就更大。 比如，官员子女在大学期间更加努力、更知道掌控学习和发展的机会，积累了更高的人力资本。 但是，当研究者们控制了父母户口、学历等变量以后，“官员子女”的身份对起薪的影响基本没有减弱；而在控制父母其他方面的特点，尤其是收入以后，父母政治资本的影响乃至更强了。 而在推敲了学校和专业因素后，15的工资差异也没有被显著削减，“官员子女”和“非官员子女”上好大学的几率相当；两类学生在持有技术等级证书、入党和担当学生会干部方面也没有明显辨别。 研究者们并没有对官员子女高收入水平的公道来源给出结论——与有着相同家庭结构、个人能力和大学经历的同学相比，一个官员子女可以获得额外15的收入。“一种纯洁的‘官员升水’在中国社会确切存在。”李宏彬说。 而这类影响的具体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